1982年下半年，中共江苏省委开始酝酿进行体制改革。在考察学习辽宁省实行“市带县”的经验之后，着手研究制订方案。起初考虑分两步走：在经济比较发达、中心城市已经形成的地区，撤地建市实行“市管县”；暂时保留扬州、淮阴、盐城三个地区，将邗江县与扬州市合并，同时适当扩大泰州市郊区，待条件成熟后，再撤地建市。省委的这一改革思路，11月中旬传达到泰州，干部和群众都表示衷心拥护。可是，到了12月中旬，从扬州不断传来消息，说扬州地区也将撤地建市。还传说，不久前胡耀邦总书记在南京视察时，对江苏省体制改革等方面的问题作了重要指示，希望江苏改革的步子迈大一点，苏北地区的改革可以一并进行；扬州地改市后带10县太多，可由扬州、泰州两市各带几个县。消息不胫而走，一时间体制改革成为泰州全城议论的热门话题。

当时，群众中谈论得比较多的、带有普遍性的意见是：泰州在历史上就是苏北沿江的“三州”（通州、扬州、泰州）之一，解放后一度是苏北行署和泰州地专机关驻地，这几年工业已经具有一定的基础，对国家的贡献也是比较大的，条件不比盐城镇、清江市差，为什么他们都能升格为省辖市，泰州却要成为扬州市的辖市？！

许多机关干部则认为，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按照自然经济区域，解决经济生活中城乡分割、条块分割、流通堵塞、运输浪费、领导多头、互相牵制等不合理现象。扬州和泰州本来是两个自然经济区，如果泰州市隶属于扬州市，势必不能充分发挥泰州在这个经济区中应有的作用。特别是在经济部门工作的同志就更为担心。他们认为扬、泰两市原来都是地辖市，因为扬州是地委、行署所在地，在重点项目的定点、物资和资金的分配等方面，得到许多优先照顾，但地区毕竟在两市之间还得考虑一些平衡。如果改为“市管市”，扬、泰两市将变为上下级关系，今后泰州市的经济发展必将受到更大更多的制约。

此外，还有不少同志认为“市管市”的体制不符合宪法，因为宪法中只有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分为区、县的条款。

在群众议论纷纷的时候，一些部门和基层的负责人因为不了解底细，纷纷向市委、市政府查询，并强烈要求市领导要从四化建设的全局、从经济发展的长远利益着想，如实向上级反映群众的意见。市委当时由于不了解上级党委的意图，对社会上流传的一些说法很难向群众解释。直到12月31日，市人大副主任张晓明列席省人大常委会议后归来，证实了“泰州市将隶属扬州市”之后，市委觉得有必要将干部群众对体制改革的反映向上级党委作一汇报，便将市委办公室编印的《内部情况》（第五期）上报扬州地委并报江苏省委。市委办公室同时将这一材料送中共中央办公厅10份，请分报给胡总书记、赵总理等中央领导参阅。

1983年1月4日，扬州地委召开体制改革动员会议。有些同志唯恐市委向省、地委反映问题不够尖锐，不能引起上级领导的重视，于是在泰州市委书记黄扬去扬州开会期间，个别部门便直接向上级主管部门发电报、写报告，反映意见（如今在市档案馆还可以查到当时市计委发给国家计委和省、地计委的《按照地理经济条件，扬、泰两市分别管县的建议》）。

同时，民主党派人士王石琴等，也自发地联名向中央和省的四套班子发了电报。据当时担任市委办公室副主任的赵守楚同志说，民主人士的电报稿拟好后，曾有人拿到机要室想用传真电报传出，他没有同意，因为传真必须由书记签发。
1月5日上午，市委召开常委会，传达地委体制改革动员会精神，经认真讨论形成了四条贯彻意见：一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坚决服从上级党委的决定；二是按正常渠道积极反映干部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对干部和群众在地区行政体制改革方面的不同意见，一方面采取耐心说服，积极疏导，另一方面又允许干部群众提意见，各部门、各单位和个人的不同意见和要求，可直接向市委、市政府反映，由市委办公室负责综合上报，如有人为此上访，将采取积极措施，坚决劝阻；三是稳住干部群众的思想情绪，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导到当前生产和工作方面来；四是从长远考虑，还是需要适当扩大郊区，以增加三个公社为宜（1月20日，市委正式以泰委发[1983]8号文件向地委报告，请求将寺巷公社的城南大队与泰东、泰西、朱庄三个公社一并划归泰州市）。

就在常委开会的这一天，民盟的王石琴、农工民主党的韩钟泉、民建的章定甫和民革的李友诚去宁准备向省有关方面反映情况和意见。市委得知后，即派统战部副部长董学诗专车赶往南京进行劝阻。

1月6日，市委书记黄扬奉召去省委。待黄扬回泰后，8日召开市委常委会，10日下午召开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11日下午又召开了全市基层单位党组织负责人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和贯彻省委的指示，主要有四点：一、苏北三个地区行政体制改革的方案，是省委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从全省的战略布局出发，参照外省的先进经验，经过反复研究后作出的决定。二、省委在作出扬州地区行政体制改革的决定时，也曾反复考虑过泰州市是否升格的问题，鉴于目前处于省、地两级机构体制改革的大变动时期，牵涉面已经很广，无论“地市合并”或“地改市”，任务都很艰巨，如果要把象泰州这样的地辖市新建为省辖市，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工作难度较大，而且目前泰州的条件还不完全具备，还是等以后各方面条件更成熟了再考虑为宜。三、省委肯定了泰州这些年来工作的成绩。并指出，泰州过去是苏北棉粮油集散地，实行统购统销以后，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现在泰州仍然是一个经济中心，但这个中心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今后如何发挥这个经济中心的作用，大家还没有研究清楚。四、不能以老概念看待地改市以后的扬州市，地改市决不是只换了一块牌子，更不是为了保存地专机关，而是按中央指示精神，把机构改革和体制改革结合起来进行的一次大改革。

经过逐层逐级的传达动员，而且省委的决策已上报中央，大局已定，干部群众的思想波动不久便平静下来。

1983年3月，扬州地区正式撤地建市，开始实行“市管县”体制，泰州市属扬州市领导。

如今人们谈论起当年的这场风波，常常会提及原中共江苏省委书记许家屯召见黄扬这一节，都说黄扬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所以后来的市委领导人在行政区划问题上，都变得谨慎小心起来。当年许家屯召见黄扬，他们究竟谈了些什么呢？1996年3月14日，我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王丽珍去扬州看望黄扬，他给我们谈起了这一段往事：

1983年1月6日，黄扬接到地委书记傅宗华的通知，说许家屯要找他谈话，要他第二天一早去省委书记办公室。黄扬按通知准时到达，看到许家屯、省委常务副书记柳林和扬州地委书记傅宗华同志等三人已在座。许家屯说这次谈话是“交换意见”，于是黄扬便谈了泰州多数干部、群众对这次体制改革的看法，主要有三点：一、扬州带10个县、市，范围太大，是小马拉大车；二、地管县（市）改为市管县（市）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三、通、扬、泰三个城市是历史形成的，各有特色。扬州和泰州历史上就是两个经济区，人为地把它们捆在一起，不利于经济发展。许家屯对黄扬阐述的意见甚为不满，说：“这是你编出来的一套理由”，“你们是对盐城升市不服气”。许家屯一再强调，这次对苏北三个地区行政体制的改革，省委是出于战略的考虑。黄扬对此又作了一番争辩，他从泰州的历史地位、地理位置、交通条件、物资流向、工业基础、科教、文化、医疗、卫生等方面对周围地区的辐射影响，作了简要的阐述，并认为，从战略上考虑，泰州也应是这一地带的中心城市。许家屯对此不同意见大为不满，说：“不用说了，情况我比你清楚，早在抗战期间，我就在那里当过县委书记。泰州过去是里下河地区的粮油集散地，有所谓‘买不完的东南，卖不尽的西北’之称，可以说是那一带的中心城市，但自从实行统购统销后，泰州就不再是一个中心城市了。你说泰州是一个中心城市，你调查过没有……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还说，“原来你就是这种观点，怪不得泰州干部群众的意见那么多，来信、来访如雪片飞来！”这时，傅宗华同志在一旁插话：“无非就是想水涨船高嘛”！？

黄扬认为，反映民意、争取有利于发展的区域条件，是为公；想水涨船高、图升官晋级，是为私。谁是谁非，任人评说。于是他又申述了两点意见，其大意是：一、向上级党委如实反映群众意见是我职责所在，是符合组织原则的，至于民主人士上访，我们事前并不知晓，知道后是坚决劝止，积极去做思想工作的；二、泰州如上升为省辖市，干部是由组织上安排，不可能都水涨船高，只要对经济发展、四化建设有利，对泰州干部怎样安排，我们决无怨言。这次谈话成了辩论，气氛有点紧张，已不能心平气和。辩论的结果，谁也未能说服谁。看来谈话已无法继续下去，柳林同志说：“这次省委工作中也有不周到的地方，事前没有跟你们通一通气，使你们没有思想准备，工作有些被动，但现在省委已经作了决定，并已上报中央，老黄，你就表个态吧！”黄扬表示：一、服从组织决定，回去做好工作；二、保留意见，让历史检验。许家屯不高兴地挥挥手，说：“好，让历史检验去吧！”就这样结束了这次谈话。

据了解，当年市委办公室将泰州干部群众对体制改革的意见反映到北京后，中共中央办公厅是重视的。

1983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函告泰州市委：“去年12月31日来函及所附材料收悉，并已送中央领导同志。请你们对干部和群众做好工作，说明这个问题已经向省委和中央反映了，在省委没有改变原来的决定之前，大家应集中精力把今年的生产进一步搞好，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此函同时抄送江苏省委。

1992年为高港港对外开放一事，我陪副市长李强、曹金泰与高港港务管理局局长李伯和去江阴会见国务院口岸委主任时，在长江饭店巧遇省民政厅民政处处长夏如山和民政部的朱孝庆处长，谈起泰州的区划问题，朱处长说，这个问题完全在江苏。1983年批准江苏地改市实行市带县体制的文件就是他起草的，一直到国务院文件付印时，他还奉命给江苏省政府办公厅挂了电话，询问江苏省委对方案是否有变动。回答“没有变动”之后，国务院批准文件才正式下达的。

江苏地市合并全面实行市管县新体制后不久，民政部发觉其中淮阴、盐城、扬州三市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不具备管县的条件，建议国务院考虑将其再改回来。国务院要民政部派人下来看看，考察一番以后再作研究。据此民政部派主管行政区划工作的民政司陈继远副司长来江苏，省民政厅派民政处夏如山处长全程陪同。第一站到扬州，听取了汇报后，陈副司长根据国务院批文下达前泰州民主党派在这方面反映强烈的情况，提出去盐城时想顺道在泰州稍作停留，以便听听看看，并请市里派人参加。扬州市民政局刘霞龙副局长请示后奉命答复说：因情况复杂，以不看为好。陈副司长的设想未能实现。尽管如此，在途经泰州时，陈副司长还是要夏处长引路将车子开进市区，看了主要干道和市容市貌。陈副司长回京后，曾给夏如山同志来过电话，告诉他：民政部已再次向国务院作了汇报，国务院领导同志指示要让江苏试行一下。于是此事到此作罢。

1982年下半年，中共江苏省委开始酝酿进行体制改革。在考察学习辽宁省实行“市带县”的经验之后，着手研究制订方案。起初考虑分两步走：在经济比较发达、中心城市已经形成的地区，撤地建市实行“市管县”；暂时保留扬州、淮阴、盐城三个地区，将邗江县与扬州市合并，同时适当扩大泰州市郊区，待条件成熟后，再撤地建市。省委的这一改革思路，11月中旬传达到泰州，干部和群众都表示衷心拥护。可是，到了12月中旬，从扬州不断传来消息，说扬州地区也将撤地建市。还传说，不久前胡耀邦总书记在南京视察时，对江苏省体制改革等方面的问题作了重要指示，希望江苏改革的步子迈大一点，苏北地区的改革可以一并进行；扬州地改市后带10县太多，可由扬州、泰州两市各带几个县。消息不胫而走，一时间体制改革成为泰州全城议论的热门话题。

当时，群众中谈论得比较多的、带有普遍性的意见是：泰州在历史上就是苏北沿江的“三州”（通州、扬州、泰州）之一，解放后一度是苏北行署和泰州地专机关驻地，这几年工业已经具有一定的基础，对国家的贡献也是比较大的，条件不比盐城镇、清江市差，为什么他们都能升格为省辖市，泰州却要成为扬州市的辖市？！

许多机关干部则认为，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按照自然经济区域，解决经济生活中城乡分割、条块分割、流通堵塞、运输浪费、领导多头、互相牵制等不合理现象。扬州和泰州本来是两个自然经济区，如果泰州市隶属于扬州市，势必不能充分发挥泰州在这个经济区中应有的作用。特别是在经济部门工作的同志就更为担心。他们认为扬、泰两市原来都是地辖市，因为扬州是地委、行署所在地，在重点项目的定点、物资和资金的分配等方面，得到许多优先照顾，但地区毕竟在两市之间还得考虑一些平衡。如果改为“市管市”，扬、泰两市将变为上下级关系，今后泰州市的经济发展必将受到更大更多的制约。

此外，还有不少同志认为“市管市”的体制不符合宪法，因为宪法中只有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分为区、县的条款。

在群众议论纷纷的时候，一些部门和基层的负责人因为不了解底细，纷纷向市委、市政府查询，并强烈要求市领导要从四化建设的全局、从经济发展的长远利益着想，如实向上级反映群众的意见。市委当时由于不了解上级党委的意图，对社会上流传的一些说法很难向群众解释。直到12月31日，市人大副主任张晓明列席省人大常委会议后归来，证实了“泰州市将隶属扬州市”之后，市委觉得有必要将干部群众对体制改革的反映向上级党委作一汇报，便将市委办公室编印的《内部情况》（第五期）上报扬州地委并报江苏省委。市委办公室同时将这一材料送中共中央办公厅10份，请分报给胡总书记、赵总理等中央领导参阅。

1983年1月4日，扬州地委召开体制改革动员会议。有些同志唯恐市委向省、地委反映问题不够尖锐，不能引起上级领导的重视，于是在泰州市委书记黄扬去扬州开会期间，个别部门便直接向上级主管部门发电报、写报告，反映意见（如今在市档案馆还可以查到当时市计委发给国家计委和省、地计委的《按照地理经济条件，扬、泰两市分别管县的建议》）。

同时，民主党派人士王石琴等，也自发地联名向中央和省的四套班子发了电报。据当时担任市委办公室副主任的赵守楚同志说，民主人士的电报稿拟好后，曾有人拿到机要室想用传真电报传出，他没有同意，因为传真必须由书记签发。
1月5日上午，市委召开常委会，传达地委体制改革动员会精神，经认真讨论形成了四条贯彻意见：一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坚决服从上级党委的决定；二是按正常渠道积极反映干部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对干部和群众在地区行政体制改革方面的不同意见，一方面采取耐心说服，积极疏导，另一方面又允许干部群众提意见，各部门、各单位和个人的不同意见和要求，可直接向市委、市政府反映，由市委办公室负责综合上报，如有人为此上访，将采取积极措施，坚决劝阻；三是稳住干部群众的思想情绪，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导到当前生产和工作方面来；四是从长远考虑，还是需要适当扩大郊区，以增加三个公社为宜（1月20日，市委正式以泰委发[1983]8号文件向地委报告，请求将寺巷公社的城南大队与泰东、泰西、朱庄三个公社一并划归泰州市）。

就在常委开会的这一天，民盟的王石琴、农工民主党的韩钟泉、民建的章定甫和民革的李友诚去宁准备向省有关方面反映情况和意见。市委得知后，即派统战部副部长董学诗专车赶往南京进行劝阻。

1月6日，市委书记黄扬奉召去省委。待黄扬回泰后，8日召开市委常委会，10日下午召开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11日下午又召开了全市基层单位党组织负责人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和贯彻省委的指示，主要有四点：一、苏北三个地区行政体制改革的方案，是省委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从全省的战略布局出发，参照外省的先进经验，经过反复研究后作出的决定。二、省委在作出扬州地区行政体制改革的决定时，也曾反复考虑过泰州市是否升格的问题，鉴于目前处于省、地两级机构体制改革的大变动时期，牵涉面已经很广，无论“地市合并”或“地改市”，任务都很艰巨，如果要把象泰州这样的地辖市新建为省辖市，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工作难度较大，而且目前泰州的条件还不完全具备，还是等以后各方面条件更成熟了再考虑为宜。三、省委肯定了泰州这些年来工作的成绩。并指出，泰州过去是苏北棉粮油集散地，实行统购统销以后，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现在泰州仍然是一个经济中心，但这个中心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今后如何发挥这个经济中心的作用，大家还没有研究清楚。四、不能以老概念看待地改市以后的扬州市，地改市决不是只换了一块牌子，更不是为了保存地专机关，而是按中央指示精神，把机构改革和体制改革结合起来进行的一次大改革。

经过逐层逐级的传达动员，而且省委的决策已上报中央，大局已定，干部群众的思想波动不久便平静下来。

1983年3月，扬州地区正式撤地建市，开始实行“市管县”体制，泰州市属扬州市领导。

如今人们谈论起当年的这场风波，常常会提及原中共江苏省委书记许家屯召见黄扬这一节，都说黄扬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所以后来的市委领导人在行政区划问题上，都变得谨慎小心起来。当年许家屯召见黄扬，他们究竟谈了些什么呢？1996年3月14日，我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王丽珍去扬州看望黄扬，他给我们谈起了这一段往事：

1983年1月6日，黄扬接到地委书记傅宗华的通知，说许家屯要找他谈话，要他第二天一早去省委书记办公室。黄扬按通知准时到达，看到许家屯、省委常务副书记柳林和扬州地委书记傅宗华同志等三人已在座。许家屯说这次谈话是“交换意见”，于是黄扬便谈了泰州多数干部、群众对这次体制改革的看法，主要有三点：一、扬州带10个县、市，范围太大，是小马拉大车；二、地管县（市）改为市管县（市）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三、通、扬、泰三个城市是历史形成的，各有特色。扬州和泰州历史上就是两个经济区，人为地把它们捆在一起，不利于经济发展。许家屯对黄扬阐述的意见甚为不满，说：“这是你编出来的一套理由”，“你们是对盐城升市不服气”。许家屯一再强调，这次对苏北三个地区行政体制的改革，省委是出于战略的考虑。黄扬对此又作了一番争辩，他从泰州的历史地位、地理位置、交通条件、物资流向、工业基础、科教、文化、医疗、卫生等方面对周围地区的辐射影响，作了简要的阐述，并认为，从战略上考虑，泰州也应是这一地带的中心城市。许家屯对此不同意见大为不满，说：“不用说了，情况我比你清楚，早在抗战期间，我就在那里当过县委书记。泰州过去是里下河地区的粮油集散地，有所谓‘买不完的东南，卖不尽的西北’之称，可以说是那一带的中心城市，但自从实行统购统销后，泰州就不再是一个中心城市了。你说泰州是一个中心城市，你调查过没有……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还说，“原来你就是这种观点，怪不得泰州干部群众的意见那么多，来信、来访如雪片飞来！”这时，傅宗华同志在一旁插话：“无非就是想水涨船高嘛”！？

黄扬认为，反映民意、争取有利于发展的区域条件，是为公；想水涨船高、图升官晋级，是为私。谁是谁非，任人评说。于是他又申述了两点意见，其大意是：一、向上级党委如实反映群众意见是我职责所在，是符合组织原则的，至于民主人士上访，我们事前并不知晓，知道后是坚决劝止，积极去做思想工作的；二、泰州如上升为省辖市，干部是由组织上安排，不可能都水涨船高，只要对经济发展、四化建设有利，对泰州干部怎样安排，我们决无怨言。这次谈话成了辩论，气氛有点紧张，已不能心平气和。辩论的结果，谁也未能说服谁。看来谈话已无法继续下去，柳林同志说：“这次省委工作中也有不周到的地方，事前没有跟你们通一通气，使你们没有思想准备，工作有些被动，但现在省委已经作了决定，并已上报中央，老黄，你就表个态吧！”黄扬表示：一、服从组织决定，回去做好工作；二、保留意见，让历史检验。许家屯不高兴地挥挥手，说：“好，让历史检验去吧！”就这样结束了这次谈话。

据了解，当年市委办公室将泰州干部群众对体制改革的意见反映到北京后，中共中央办公厅是重视的。

1983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函告泰州市委：“去年12月31日来函及所附材料收悉，并已送中央领导同志。请你们对干部和群众做好工作，说明这个问题已经向省委和中央反映了，在省委没有改变原来的决定之前，大家应集中精力把今年的生产进一步搞好，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此函同时抄送江苏省委。

1992年为高港港对外开放一事，我陪副市长李强、曹金泰与高港港务管理局局长李伯和去江阴会见国务院口岸委主任时，在长江饭店巧遇省民政厅民政处处长夏如山和民政部的朱孝庆处长，谈起泰州的区划问题，朱处长说，这个问题完全在江苏。1983年批准江苏地改市实行市带县体制的文件就是他起草的，一直到国务院文件付印时，他还奉命给江苏省政府办公厅挂了电话，询问江苏省委对方案是否有变动。回答“没有变动”之后，国务院批准文件才正式下达的。

江苏地市合并全面实行市管县新体制后不久，民政部发觉其中淮阴、盐城、扬州三市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不具备管县的条件，建议国务院考虑将其再改回来。国务院要民政部派人下来看看，考察一番以后再作研究。据此民政部派主管行政区划工作的民政司陈继远副司长来江苏，省民政厅派民政处夏如山处长全程陪同。第一站到扬州，听取了汇报后，陈副司长根据国务院批文下达前泰州民主党派在这方面反映强烈的情况，提出去盐城时想顺道在泰州稍作停留，以便听听看看，并请市里派人参加。扬州市民政局刘霞龙副局长请示后奉命答复说：因情况复杂，以不看为好。陈副司长的设想未能实现。尽管如此，在途经泰州时，陈副司长还是要夏处长引路将车子开进市区，看了主要干道和市容市貌。陈副司长回京后，曾给夏如山同志来过电话，告诉他：民政部已再次向国务院作了汇报，国务院领导同志指示要让江苏试行一下。于是此事到此作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