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6、7月间,朱爱群、江正保、李强等带领各主管部门和有关企业负责人在北京跑项目,我们想利用这个机会也去民政部活动一下,一方面反映情况,一方面了解动态,必要时还可请市的负责同志出一出面。于是,7月初我和民政局蔡少堂也赶去北京。当时考虑市长还不宜直接出面,便由李强和我们同去民政部区划司。那天,不巧张文范司长出差去东北尚未回京,孙伟林处长接待了我们。
我们在介绍情况时,一位工作人员进来说:“陈丕显的‘秘书’来访”。孙处长让他去接待一下,并对我们说:“你们的邻县泰兴要改市,此刻陈丕显的秘书来了,你们讲话声音放低一点,我们继续谈。现在许多地方都是找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出来讲话或是给部长写信,我们感到很为难”。这次我们都属初次见面,但谈得比较投机。我们除了口头汇报外,还递交了几份书面材料。孙处长很同情泰州的处境,他和张司长都曾到过泰州,对这里的情况很清楚,他们也认为泰州的问题要解决,但民政部不好直接来处理,关键是省委和省政府要有具体方案上报。
这次访问,使我们明确了工作的方向,民政部那一头看来是不会有问题的。后来在与刘君德教授通信时,他也同意我们的看法:要解决泰州的行政区划问题,关键在省委,阻力在扬州。
怎样才能促使省委早下决心作出决策呢?在行政区划的问题上,泰州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的态度一直不明朗。李强是政协副主席,不是政府负责人,说话还得注意场合和分寸,我即使能反映一些情况,发表个人见解,也是“人微言轻”,起不到多大的作用。记得有一次,我和经委乔瑞应、交通局芦临元去找省计经委副主任、口岸委主任于广洲谈高港港的对外开放时,于主任就问:“你们代表谁?”是呀,我们代表谁呢?!第一,这不是我们职责范围内的事;第二,组织上并未正式委托,充其量只是反映民意而已。针对这样的情况,李强同志与我商量要设法利用外界力量来进行推动。我们这一想法,得到了陈敬毓、江正保和朱琏瑞等同志的支持。
泰兴要撤县建市,这对我们谋求港城结合十分不利。其实,谋求港城结合,绝不是从泰州一城一地的私利出发的。1990年11月30日,在省开放办见到省开放领导小组副组长顾定祥,谈起他们最近对沿江港口的一次调查。顾主任就说:“行政体制服从于经济,经济是基础,行政体制是上层建筑。但现在是经济服从行政,关系不顺”。他介绍了他们沿江港口开放调查组给省政府的报告,其中就提及泰州行政区划问题,主要意见是:1、泰州市郊区只有5个小乡,城市空间狭小,经济实力难以施展;2、建议将泰州以南的几个乡镇直至口岸高港划归泰州市。顾主任说:“这是小改小革。因为体制问题是个十分敏感的问题,文字报告中只能写这么多,将来口头汇报和研究时可以详细讲”。我想,泰兴建市后,要实施上述方案,势必也会增加难度。
如果讲条件,泰兴撤县建市是无可非议的。兴化在1987年就被批准撤县建市了,泰兴为什么不能建市呢?但是如果从合理调整行政区划的角度考虑,最好是先解决泰州的问题,然后泰兴建市,或者两者同步进行。于是我们便通过夏龙山同志与民政厅侍云诗厅长联系,曾两次去宁向他当面汇报。据了解,当时民政部区划司和省民政厅也是这么考虑的。可是民政厅毕竟不是决策部门,而且泰兴的工作力度很大,加之有省顾委副主任周泽同志在催办,尽管侍厅长也赞同我们的想法,但最后还是不得不将泰兴撤县建市的问题先行报批。
后来,李强同志交给我两份信件的复印件,都是关于泰兴县改市的事,一份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丕显1991年7月3日写给民政部部长崔乃夫的,一份是陈丕显1991年2月27日写给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的。这两份复印件是康荫玖提供的。康是泰州人,在武汉部队某干休所任政委。经介绍,我们才知道:那天在民政部没有和我们照面的陈丕显的“秘书”,原来就是他。
1991年11月7日,李强、蔡明聪、夏龙山和我一起先后拜访了省委常委、省党校校长胡福明和省政协主席孙颔,想请他们关心一下泰州的行政区划问题。
陪同我们去拜访胡福明的是原省委党校副教育长李真。李强简要地汇报了泰州的情况。在汇报中,还特别谈到省委党校组织编写的《古郡新篇——泰州市情考察》一书已经产生了重大影响,书中按照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对行政区划调整提出的设想,已经为越来越多的部门和同志所重视,对省委党校的同志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衷心的感谢。汇报后,我递上了《泰州现状与亟待解决的问题》、《复旦大学王战副教授关于苏北发展战略的一点意见》等三份材料。
胡福明同志说,泰州市的情况他是了解的,84年李振坤去泰州调查的事也清楚。泰州市管辖的范围太小,后来虽然从泰县划入三个乡,但由于港城分离,农村又太小,经济发展仍然受到很大的制约。苏北地区中等以上的城市太少,像泰州这样的城市又没有被很好的利用。李真同志多次给他谈过泰州的情况和问题。据他了解,现在各方面的认识是一致的,关键是决策。关于行政区划调整的问题常委会也曾经议论过,不过没有决策。行政区划的调整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泰州的条件较好,应该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时机成熟了问题是能解决的。最后他说:“你们的材料我看一看,待省委研究时,我会帮助你们讲话的”。
孙颔同志接见我们时,在座的还有卜承祖、潘祝平和胡益贤。孙颔同志说,“我对区划调整一直是比较关心的。我的观点很明确,我认为行政区划要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还要便于领导和管理。谈论区划问题,不要就泰州论泰州,要从全省统盘考虑。
“全省现有十一个市,其中有两个市的问题比较突出,一个是淮阴市,太大、带不动,管不了;另一个就是扬州市,虽然经济实力比淮阴强一点,管的范围也太大,也带不动。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市郊的矛盾。无锡市郊是无锡县,常州市郊是武进县,苏州市郊是吴县,许多县都已先后改市,可是这几个市郊仍然是县。
“刚才参加新华社成立六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与焕友同志坐在一起。我告诉他会后还要回机关去接待泰州来的同志,我估计是谈有关泰州的行政区划问题。焕友同志说,江苏的行政区划要作适当调整。现在泰州的条件比较成熟,要做一点调查研究,要从全局考虑。行政区划的调整,省政府已经放到议事日程上,泰州的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不要过热,张扬过多可能会引起思想波动和地区之间的矛盾。区划问题可以以个人的名义送一点材料,最好不要用组织的名义,个人名义也同样能起作用。
当孙主席听说有人把我们积极鼓吹按客观经济规律适当调整泰州行政区划的同志称做“泰独分子”时,他笑了。孙颌同志说:“不是泰州要独立,而是泰州要发展。”接着,他又说:“你们的想法是好的,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但区划的调整要经过充分的论证,不能草率行事。关于调整行政区划的问题,我跟曹鸿鸣同志曾交谈过,他也非常赞成。
“解决泰州的问题条件比较成熟。我这是随便说说,三泰一靖可以划一个市。有人建议把靖江划给无锡,我是不赞成的。兴化是扬州的粮仓,从地貌考虑,兴、高、宝还是连在一起好。我与淮阴黄斌书记也曾随便议论过,金湖、盱眙可以划给扬州,灌南可以划给连云港,宿迁也可以带几个县。他是表示赞成的。不过还有个洪泽湖统一管理的问题要考虑。
“现在县改市成了一股风,这股风还在刮。县都升为市对不对?有没有这个必要?县改市以后,无非是多了一点城市维护费,另外名称好听一点。但是,市与县的职能是不一样的。县改市以后,工作重点偏重于城市和工业,这对发挥县的职能是不利的。另外,县改市现在也没有一个规划,究竟准备改多少个市?
“关于行政区划的调整,调查研究是必要的。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行动一定要慎重。我不主张搞主席会议建议案,因为主席建议案政府必须要答复,行政区划问题逼着政府表态不好。什么事都有个时机问题,如果八三年地改市时,一下子把泰州问题解决,也就罢了。现在行政区划要调整的,不只是一个泰州。泰州的条件比较成熟,现在解决泰州问题,其他地区的问题怎么办?要统盘考虑,选择适当的时机,做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在研究解决泰州行政区划的问题上,我会做积极分子的。”
大家为何如此关心泰州的问题?潘祝平说,因为这一利国利民、势在必行的大好事拖延太久了,已经给泰州市和泰州地区造成了很大损失,给我省江北沿江经济带的建设带来了很不利的影响。一些老同志对此感慨不已。
潘祝平同志根据许多同志的意见,对泰州行政体制和行政区划的几个相关问题,再次提出了以下建议:
一、高港(包括口岸)划归泰州市,实现“港城结合”,无论从那一方面讲都是合情合理的,……建议省委、省政府作出决定,说服泰兴市从全局考虑。
二、不久前国务院规定地级市市区人口要20万以上,而目前泰州市区人口尚不足20万。对此要作具体分析,不能因此而影响泰州改为省辖市。一是解放初期扬、泰二市市区人口基本相当,泰州历来就是与通、扬齐名的区域中心城市,近几十年来市区人口增加缓慢,是不确当地将泰州限制为县级市(郊区只有5个乡)的结果。二是目前泰州市区人口虽不足20万,但经济实力早已大大超过国务院规定的地级市的指标。去年(按:指1992年)工业产值即达44亿元,今年将猛增至70多亿元,据说明年可望超过100亿。经济效益有多项考核指标在全省名列前茅,尤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整体素质好,其中“春兰”已成为全国百强之一的大企业。由于空间的限制,虽然经济总量小于11个省辖市,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可接近9000元。
三、泰州地区的行政单元要与泰州经济区一致起来。泰州、泰县、泰兴、靖江、兴化已经是扬州地区东部的经济协作区,应以此为依据调整行政区划。主张“三泰”加靖江或“三泰”加兴化,都是不完整的。
以后,潘祝平同志又向陈焕友省长、高德正副省长及后来的郑斯林省长口头或书面继续反映过几次,并在历次省政府领导召开的老同志迎春茶话会上一再提出建议。戴为然、莫珊等老同志也跟沈达人、姜永荣等领导面谈过,他们都说泰州的问题要解决,但要等待时机。
会后写成《座谈会纪要》报省政协,请省政协转报省委、省政府,但是孙颔主席不同意以省政协的名义转报。潘祝平只好受参加座谈者的嘱托,以个人的名义写了一份请省委、省政府考虑泰州市行政体制和泰州地区行政区划问题的建议,反映了有关的情况和意见,请省委、省政府将泰州的问题列入议事日程。这份《建议》是1992年1月1日发出的,直接报送沈达人书记、陈焕友省长并省委、省政府。他本来希望争取这一问题“年内得到解决”。
1993年10月15日,潘祝平又给陈焕友书记并省委、省政府诸领导写了《关于泰州市行政体制和行政区划问题的再一次建议》。
潘祝平写道:十多年来,中央国家机关和省级机关的有关部门、大专院校、科研单位、新闻媒介以及众多的专家学者,到泰州调查论证数十次……比较一致的结论都是“泰州升级、扬泰分治、港(高港)城结合,势在必行,宜早不宜迟”。国家民政部早就等我省上报,省民政厅上报省政府已一年多。泰州的问题引起上上下下、方方面面如此关注,牵动这么多人的心,经历的时间之久,都是罕见的,也是很感人的。他们为了泰州市、泰州地区,为了我们江苏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合理的意见和建议,渴望省委、省政府能够尽快采纳,早日改变泰州地区行政体制和行政区划的极不合理状态,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大家为何如此关心泰州的问题?潘祝平说,因为这一利国利民、势在必行的大好事拖延太久了,已经给泰州市和泰州地区造成了很大损失,给我省江北沿江经济带的建设带来了很不利的影响。一些老同志对此感慨不已。
潘祝平同志根据许多同志的意见,对泰州行政体制和行政区划的几个相关问题,再次提出了以下建议:
一、高港(包括口岸)划归泰州市,实现“港城结合”,无论从那一方面讲都是合情合理的,……建议省委、省政府作出决定,说服泰兴市从全局考虑。
二、不久前国务院规定地级市市区人口要20万以上,而目前泰州市区人口尚不足20万。对此要作具体分析,不能因此而影响泰州改为省辖市。一是解放初期扬、泰二市市区人口基本相当,泰州历来就是与通、扬齐名的区域中心城市,近几十年来市区人口增加缓慢,是不确当地将泰州限制为县级市(郊区只有5个乡)的结果。二是目前泰州市区人口虽不足20万,但经济实力早已大大超过国务院规定的地级市的指标。去年(按:指1992年)工业产值即达44亿元,今年将猛增至70多亿元,据说明年可望超过100亿。经济效益有多项考核指标在全省名列前茅,尤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整体素质好,其中“春兰”已成为全国百强之一的大企业。由于空间的限制,虽然经济总量小于11个省辖市,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可接近9000元。
三、泰州地区的行政单元要与泰州经济区一致起来。泰州、泰县、泰兴、靖江、兴化已经是扬州地区东部的经济协作区,应以此为依据调整行政区划。主张“三泰”加靖江或“三泰”加兴化,都是不完整的。
以后,潘祝平同志又向陈焕友省长、高德正副省长及后来的郑斯林省长口头或书面继续反映过几次,并在历次省政府领导召开的老同志迎春茶话会上一再提出建议。戴为然、莫珊等老同志也跟沈达人、姜永荣等领导面谈过,他们都说泰州的问题要解决,但要等待时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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