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州人关心泰州的前途，是出于对家乡的热爱；专家学者孜孜不倦地研究泰州，为的是尊重科学、探求真理；老同志和领导机关的同志关心泰州城市的发展，则是出于全局的考虑。但是很少人知道，泰州问题还牵动了一批年轻学子的心。

早在1986年，上海空军政治学校的卢根鑫和扬州商业专科学校的张毅明，就曾先后寄来研究泰州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文章，内部刊物《经济研究与经济参考》给以发表，向市的领导和有关部门作了介绍。

张毅明同志是兴化人，他在1986年7月20日的来信中说：“我深知写好这篇文章不是易事，而且有些问题很棘手。但是，我作为里下河地区的一员，理应对包括泰州市在内的里下河经济发展作出贡献，而且泰州市的发展也是振兴里下河地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我的写作动机，也是我的目的。”且不论文章的深度如何，一个非泰州籍的还在上学的青年，能够花费精力到处搜集资料，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为泰州的发展献计献策，这种精神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

1991年3月，市经济研究中心又收到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研究生邓忠泉寄来的《泰州发展战略》一文。他说：“我将这篇文章寄给你们，目的是表示我的观点，以期引起争鸣，使泰州的发展问题（关键是泰州的行政地位问题）能得到应有的关心、重视，最终目的是能促成上级有关方面尽快决断解决这一问题”。邓忠泉是东台人，这又是一个非泰州籍的还在上学的青年！我对原稿提出了一些修改、补充的意见，并寄去一些参考材料。后来，这篇文章的题目改为《泰州经济发展战略初探》，在《地理学与国土研究》杂志92年第一期上刊出。

邓忠泉认为，靠扬州的经济力量不能带动泰州的发展，泰州有条件发挥自身优势，成为区域中心城市，与周围数县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区域。泰州市30多年来，未能像江苏省的多数城市（尤其是苏南各市）那样，得到相当规模的发展而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主要原因有：⑴行政区划多变，泰州的地位经常变动，或为省辖市，或为地辖市，现在则为“市辖市”，其间又与泰县两合两分。因而未能得到稳定发展。⑵苏北的交通（主要是铁路建设），一直未得到根本改观，泰州也没能确立在该区域经济中心的地位。这是泰州经济发展受阻的症结所在。因此，他建议：调整行政区划，将泰州划为地级市，下辖兴化、泰县、泰兴、靖江四县（市），或以此区域恢复泰州地区建制，恢复泰州作为区域行政中心的地位，以促进经济协调发展。积极开发高港，使它成为泰州市的重要依托，泰州将过渡到具有港口城市的性质。从远景看，高港可形成10－15万人口的工业区，与泰州旧城构成“哑铃式”城市格局。

1991年12月下旬，北京大学陈传康教授来泰考察，派邓忠泉先期来泰做了一些调查，回京后他们合写了一篇文章，最早见之于《地名知识》杂志（现名《中国方域》）1992年第3期，标题为《泰州—高港现象及其解决设想——行政区划制约经济发展的实例研究》。后来，他们对这篇文章又作了较大的修改和补充，将标题改为《行政区划掣肘经济发展的研究——以泰州及其港口—高港为例》，发表于1993年7月《地理学报》（第48卷第4期）。该文详细论述了由于地区行政区划的不合理，使得中心城市及长江骨干港口—高港难以突破旧有规模，形成了制约区域经济发展的“泰州—高港现象”，并在分析其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适合泰州经济区发展的对策。

文章说，现行行政区划人为地将泰州市与其影响范围相割裂，各县级行政单位着重谋求自身范围内基础设施建设，而以中心城市泰州为中心的整个经济区域的基础设施则不能得到应有的改善，这不仅束缚了中心城市的各业发展，也为腹地区域的发展设置了障碍。泰州市这一区域性“增长极”的作用似乎被忘却了。他们认为，单纯扩大泰州市的经济管理权限，不能解决中心城市与腹地相脱离、区域发展受制约的根本问题。况且江苏新设县级市纷纷计划单列，泰州问题的特殊性又给淡化了。要使泰州市摆脱困境、经济区增添后劲，恢复该经济区地级市行政管理体制最为关键。他们还就“调整地区行政区划，与精简机构是否相符”、“个别县认为划归泰州与归属扬州效果等同”、“泰州市与江苏其它县级市的区别”、“泰州目前规模有限，设地级市似乎不够格”、“目前体制下，泰州经济保持增长势头，似乎行政区划对泰州没有多大制约作用”等认识问题作了澄清。他们预言：随着区划的调整、泰州的振兴、高港的拓展，一个港城协调发展的中等城市将在长江下游北岸中部崛起，苏中地区的经济发展将形成良性循环。这对实现我国建设长江经济带的战略构想，意义深远。

这篇文章得到了许多同志的重视。张文范司长在向江苏省有关领导谈及行政区划调整问题时，特别强调这篇文章的观点是正确的，希望省里加以考虑。潘祝平读过这篇文章后，认为“这篇文章对解决泰州问题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讲得深刻透彻，是最新一次对泰州问题的科学论证。文章虽长了一些，但值得一阅”。他来信委托代为复印20份，后随同他写的《再一次建议》，一并分送给省委、省政府的各位领导。

邓忠泉的毕业论文，也是以泰州区域作为研究对象的。他主要采用斯坦福研究所的一套方法，首先对泰州的区位进行分析，回顾自然经济的历史演变，然后对产业群进行评估，再根据目前的“大气候”对区域经济未来的发展途径，作了一系列讨论。邓忠泉认为，解放初期的“苏北”以江淮地区即“苏中”为主体，泰州处于枢纽地位。建省后，徐州、连云港地区加入，若仍以长江为界，则淮阴成了“苏北”的几何中心，空间衡量尺度变大，似乎泰州处于不重要的位置，扭曲了事实。在江苏沿江经济带与泰州区域，泰州肩负带动里下河腹地的历史任务。泰州虽不在海岸线上，但长江可进海轮，因此泰州与沿海地区有着类似的机遇。泰州与周围城镇的联系基本符合“中心地理论”的六边形模式。以泰州为中心，半径20公里左右，次级市场中心有姜堰、溱潼、周庄、宜陵、口岸、张甸等城镇；半径约8公里范围内更次级中心有寺巷、塘湾、苏陈、港口、郭村、二姜等镇；若半径增至50公里左右，从更广范围看，泰州则处于兴化、东台、海安、泰兴、江都、高邮等苏中6大县构成的六边形核心部位，是潜在的层次更高的区域中心，而历史上泰州也确曾起到这一作用。

市经委蒋继章同志在1986年在工业干校学习期间，曾写过一篇题为《城市最优管理幅度计算方法初探》的论文。他依据前苏联科瓦廖夫院士在研究乌克兰地区均匀分布人口来均匀分布生产力的理论及公式，加以必要的修正后，计算出泰州市“第二管理幅度”的半径为53.37公里，相当于以泰州为中心包括泰兴、兴化、泰县等4县的范围。他计算的泰州“城市最优管理幅度”与邓忠泉计算的城市辐射半径是非常相近的。

邓忠泉在1992年10月8日来信中写道，用泰县计委一位领导的话说，目前，“三泰”是三足鼎立，谁也不服谁。但这种鼎立在各自所占据空间上是不平衡或不平等的，泰州是一个“点”，另二泰是“面”，不可比。况且泰县原本属泰州辖地，另设县城，而泰州又不作为地级市，相当于将泰州划为县级直辖镇，失去了原有县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等职能，似乎任其自生自灭。陷入这步田地是泰州的不幸。为了促进泰州行政区划的调整，他不仅写文章，而且通过陈传康教授的引见，多次走访民政部，与区划司的张文范司长，朱孝庆、浦善新处长等先后都有过接触。为了高港港的对外开放，他还通过关系与国务院口岸办取得了联系，了解了不少信息，也为泰州和高港作了宣传。他对我说，现在所做的一切努力可算是尽可能挽回损失，能挽回多少算多少，即使不成功，也无愧于泰州的未来。

邓忠泉在北大毕业后，分配到海南岛工作，仍经常来信、来电了解泰州的情况。他说：“不管在何时何地，泰州的发展对我来说始终是热点问题，尽管作为无名小卒，起不了什么作用，我将其作为一种乐趣”。一个外乡年轻学者，对泰州的前途、泰州区域的发展竟如此地投入，实在令人感动！

泰州人关心泰州的前途，是出于对家乡的热爱；专家学者孜孜不倦地研究泰州，为的是尊重科学、探求真理；老同志和领导机关的同志关心泰州城市的发展，则是出于全局的考虑。但是很少人知道，泰州问题还牵动了一批年轻学子的心。

早在1986年，上海空军政治学校的卢根鑫和扬州商业专科学校的张毅明，就曾先后寄来研究泰州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文章，内部刊物《经济研究与经济参考》给以发表，向市的领导和有关部门作了介绍。

张毅明同志是兴化人，他在1986年7月20日的来信中说：“我深知写好这篇文章不是易事，而且有些问题很棘手。但是，我作为里下河地区的一员，理应对包括泰州市在内的里下河经济发展作出贡献，而且泰州市的发展也是振兴里下河地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我的写作动机，也是我的目的。”且不论文章的深度如何，一个非泰州籍的还在上学的青年，能够花费精力到处搜集资料，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为泰州的发展献计献策，这种精神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

1991年3月，市经济研究中心又收到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研究生邓忠泉寄来的《泰州发展战略》一文。他说：“我将这篇文章寄给你们，目的是表示我的观点，以期引起争鸣，使泰州的发展问题（关键是泰州的行政地位问题）能得到应有的关心、重视，最终目的是能促成上级有关方面尽快决断解决这一问题”。邓忠泉是东台人，这又是一个非泰州籍的还在上学的青年！我对原稿提出了一些修改、补充的意见，并寄去一些参考材料。后来，这篇文章的题目改为《泰州经济发展战略初探》，在《地理学与国土研究》杂志92年第一期上刊出。

邓忠泉认为，靠扬州的经济力量不能带动泰州的发展，泰州有条件发挥自身优势，成为区域中心城市，与周围数县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区域。泰州市30多年来，未能像江苏省的多数城市（尤其是苏南各市）那样，得到相当规模的发展而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主要原因有：⑴行政区划多变，泰州的地位经常变动，或为省辖市，或为地辖市，现在则为“市辖市”，其间又与泰县两合两分。因而未能得到稳定发展。⑵苏北的交通（主要是铁路建设），一直未得到根本改观，泰州也没能确立在该区域经济中心的地位。这是泰州经济发展受阻的症结所在。因此，他建议：调整行政区划，将泰州划为地级市，下辖兴化、泰县、泰兴、靖江四县（市），或以此区域恢复泰州地区建制，恢复泰州作为区域行政中心的地位，以促进经济协调发展。积极开发高港，使它成为泰州市的重要依托，泰州将过渡到具有港口城市的性质。从远景看，高港可形成10－15万人口的工业区，与泰州旧城构成“哑铃式”城市格局。

1991年12月下旬，北京大学陈传康教授来泰考察，派邓忠泉先期来泰做了一些调查，回京后他们合写了一篇文章，最早见之于《地名知识》杂志（现名《中国方域》）1992年第3期，标题为《泰州—高港现象及其解决设想——行政区划制约经济发展的实例研究》。后来，他们对这篇文章又作了较大的修改和补充，将标题改为《行政区划掣肘经济发展的研究——以泰州及其港口—高港为例》，发表于1993年7月《地理学报》（第48卷第4期）。该文详细论述了由于地区行政区划的不合理，使得中心城市及长江骨干港口—高港难以突破旧有规模，形成了制约区域经济发展的“泰州—高港现象”，并在分析其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适合泰州经济区发展的对策。

文章说，现行行政区划人为地将泰州市与其影响范围相割裂，各县级行政单位着重谋求自身范围内基础设施建设，而以中心城市泰州为中心的整个经济区域的基础设施则不能得到应有的改善，这不仅束缚了中心城市的各业发展，也为腹地区域的发展设置了障碍。泰州市这一区域性“增长极”的作用似乎被忘却了。他们认为，单纯扩大泰州市的经济管理权限，不能解决中心城市与腹地相脱离、区域发展受制约的根本问题。况且江苏新设县级市纷纷计划单列，泰州问题的特殊性又给淡化了。要使泰州市摆脱困境、经济区增添后劲，恢复该经济区地级市行政管理体制最为关键。他们还就“调整地区行政区划，与精简机构是否相符”、“个别县认为划归泰州与归属扬州效果等同”、“泰州市与江苏其它县级市的区别”、“泰州目前规模有限，设地级市似乎不够格”、“目前体制下，泰州经济保持增长势头，似乎行政区划对泰州没有多大制约作用”等认识问题作了澄清。他们预言：随着区划的调整、泰州的振兴、高港的拓展，一个港城协调发展的中等城市将在长江下游北岸中部崛起，苏中地区的经济发展将形成良性循环。这对实现我国建设长江经济带的战略构想，意义深远。

这篇文章得到了许多同志的重视。张文范司长在向江苏省有关领导谈及行政区划调整问题时，特别强调这篇文章的观点是正确的，希望省里加以考虑。潘祝平读过这篇文章后，认为“这篇文章对解决泰州问题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讲得深刻透彻，是最新一次对泰州问题的科学论证。文章虽长了一些，但值得一阅”。他来信委托代为复印20份，后随同他写的《再一次建议》，一并分送给省委、省政府的各位领导。

邓忠泉的毕业论文，也是以泰州区域作为研究对象的。他主要采用斯坦福研究所的一套方法，首先对泰州的区位进行分析，回顾自然经济的历史演变，然后对产业群进行评估，再根据目前的“大气候”对区域经济未来的发展途径，作了一系列讨论。邓忠泉认为，解放初期的“苏北”以江淮地区即“苏中”为主体，泰州处于枢纽地位。建省后，徐州、连云港地区加入，若仍以长江为界，则淮阴成了“苏北”的几何中心，空间衡量尺度变大，似乎泰州处于不重要的位置，扭曲了事实。在江苏沿江经济带与泰州区域，泰州肩负带动里下河腹地的历史任务。泰州虽不在海岸线上，但长江可进海轮，因此泰州与沿海地区有着类似的机遇。泰州与周围城镇的联系基本符合“中心地理论”的六边形模式。以泰州为中心，半径20公里左右，次级市场中心有姜堰、溱潼、周庄、宜陵、口岸、张甸等城镇；半径约8公里范围内更次级中心有寺巷、塘湾、苏陈、港口、郭村、二姜等镇；若半径增至50公里左右，从更广范围看，泰州则处于兴化、东台、海安、泰兴、江都、高邮等苏中6大县构成的六边形核心部位，是潜在的层次更高的区域中心，而历史上泰州也确曾起到这一作用。

市经委蒋继章同志在1986年在工业干校学习期间，曾写过一篇题为《城市最优管理幅度计算方法初探》的论文。他依据前苏联科瓦廖夫院士在研究乌克兰地区均匀分布人口来均匀分布生产力的理论及公式，加以必要的修正后，计算出泰州市“第二管理幅度”的半径为53.37公里，相当于以泰州为中心包括泰兴、兴化、泰县等4县的范围。他计算的泰州“城市最优管理幅度”与邓忠泉计算的城市辐射半径是非常相近的。

邓忠泉在1992年10月8日来信中写道，用泰县计委一位领导的话说，目前，“三泰”是三足鼎立，谁也不服谁。但这种鼎立在各自所占据空间上是不平衡或不平等的，泰州是一个“点”，另二泰是“面”，不可比。况且泰县原本属泰州辖地，另设县城，而泰州又不作为地级市，相当于将泰州划为县级直辖镇，失去了原有县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等职能，似乎任其自生自灭。陷入这步田地是泰州的不幸。为了促进泰州行政区划的调整，他不仅写文章，而且通过陈传康教授的引见，多次走访民政部，与区划司的张文范司长，朱孝庆、浦善新处长等先后都有过接触。为了高港港的对外开放，他还通过关系与国务院口岸办取得了联系，了解了不少信息，也为泰州和高港作了宣传。他对我说，现在所做的一切努力可算是尽可能挽回损失，能挽回多少算多少，即使不成功，也无愧于泰州的未来。

邓忠泉在北大毕业后，分配到海南岛工作，仍经常来信、来电了解泰州的情况。他说：“不管在何时何地，泰州的发展对我来说始终是热点问题，尽管作为无名小卒，起不了什么作用，我将其作为一种乐趣”。一个外乡年轻学者，对泰州的前途、泰州区域的发展竟如此地投入，实在令人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