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促使我增添紧迫感的，是几位教授的提醒。记得是在1989年，吴友仁、丁景熹、郑弘毅三位教授在南通参加一学术活动后，返宁时在泰州停留，规划办的同志乘机安排了一次座谈。建委曾约请分管副市长参加，请示后的答复是“你们以民间形式活动吧”。在座谈中，三位教授异口同声地讲述了一个观点：江阴长江大桥的建桥方案已定，一旦大桥建成通车，泰州的战略地位将发生变化，如不能尽快解决行政区划的调整，泰州的地位有进一步下降的可能。我以为这并非危言耸听，在历史上，由于交通航道、路线的变迁而影响城市兴衰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他们的这一番话，使我们在思想上增添了几份危机感。

最早促使我增添紧迫感的，是几位教授的提醒。记得是在1989年，吴友仁、丁景熹、郑弘毅三位教授在南通参加一学术活动后，返宁时在泰州停留，规划办的同志乘机安排了一次座谈。建委曾约请分管副市长参加，请示后的答复是“你们以民间形式活动吧”。在座谈中，三位教授异口同声地讲述了一个观点：江阴长江大桥的建桥方案已定，一旦大桥建成通车，泰州的战略地位将发生变化，如不能尽快解决行政区划的调整，泰州的地位有进一步下降的可能。我以为这并非危言耸听，在历史上，由于交通航道、路线的变迁而影响城市兴衰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他们的这一番话，使我们在思想上增添了几份危机感。

1991年下半年，省委曾要省体改委研究泰州行政体制改革的问题，陈鸿昌副主任专程来泰州布置过调查。陈到省体改委工作之前，是常州市的市长。当时他主张将武进县的5个乡划入市区，以解决城市发展空间过小的矛盾，但在任内未能实现。由于对行政区划调整工作的敏感度和难度有亲身的体会，所以他对当时泰州的处境深表同情。他曾向省委建议，不妨通过扩大管理权的过渡办法，最终实现对常熟、泰州等市实行省辖省管。因为考虑昆山有国家级的开发区，而且又是江苏与上海毗邻的一个城市，所以1992年4月15日省委在《关于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讨论稿）中，写入了“授予常熟市、泰州市、昆山市省辖市的经济管理权限”的内容。可是在酝酿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泰州一时成了“参照系”，许多县级市根据经济发展规模和经济效益情况，也纷纷要求对其扩大管理权限。后来经过权衡，省委、省政府决定授予常熟、泰州、昆山、江阴、张家港、无锡县、吴县、武进8个县（市）省辖市经济管理权限。1992年6月30日，省政府以苏政发[1992]88号文通知组织实施。由于泰州市早在1985年就已开始享有与省辖市同等的计划权限（包括各项审批权限），所以这一决定对泰州并未带来新的实惠。

1992年4月26日，刘君德教授来信说：“上月初去京汇报工作，部、司领导对我们的研究成果极为重视。在当前改革步伐加快的大好形势下，我们期望有关部门能早日解决。看来，上下看法还是较一致的，解决也是有希望的。”6月21日又来信说：“关于‘三泰’问题，近日接部里来信：正催促省厅尽快按专家意见上报。据说崔（乃夫）部长前几天在‘三泰’考察。我看，解决（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接着，邓忠泉也传来信息：区划司张文范司长告诉陈传康教授，他曾与陈焕友省长谈过泰州的区划问题。后来，民政厅朱德功副厅长也告诉我们说，民政部在催江苏上报“三泰”地区行政区划调整的方案。从得到的这些信息分析，当时我们满以为泰州问题很快便可获得解决。但后来夏如山同志给我来信所讲的情况，并不象我们想的那么乐观。华师大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对苏锡常和“三泰”地区社会经济情况和行政区划调研结束后，向民政部汇报时他是参加的，崔部长听后对区划调整方案未置可否。崔部长那次来“三泰”，是耿保和副厅长陪同的，是纯为泰兴建市而进行的考察。他还说，有关行政区划的调整，民政部一向是根据省里上报的意见进行审批，“上催下”、“上压下”是不可能的。

尽管泰州行政区划的调整还处在酝酿阶段，究竟何时才能决策，当时谁也没有底。如果进行调整，我想，不论是否带县，泰州市本身辖区范围都必须适当扩大，至于扩大到什么范围，也应该及早考虑。1992年6月，我根据多年来的研究提出了三个方案，并画出示意图，曾在市领导层中非正式地征求过意见。第一方案是将泰县的寺巷、鲍徐、塘湾、白马、野徐和泰兴县的口岸、刁铺、许庄、田河等乡镇划归泰州市。理由有五：①港城连成一片，有利于在长江北岸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极，可以促进苏北腹部地区经济的发展；②解决泰州城市发展环境局促的矛盾；③口泰公路、南官河以及计划开挖的引江河，将置于一个行政区内，便于规划和管理；④贫富搭配，基本保持了乡镇行政区划的完整性；⑤这样调整既符合城市发展的空间指向，也符合当地人民群众的愿望。第二方案是在第一方案基础上再增加里华、罡杨、港口三个乡镇。主要考虑里华、港口、罡杨等乡镇在经济上与泰州联系密切，划过来对这几个乡镇今后的发展有利。第三个方案是以第一方案为基础，增加一个永安洲乡。因为永安洲有一部分深水岸线，与高港港今后的发展关系极大，而且高港港规划中的危险品码头就在永安洲乡境内，增加这段岸线，不仅对高港港今后的发展有利，对滨江地区的开发也是大有好处的。与以前的各种方案比较，我认为这次考虑的意见要成熟得多。

1992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泰兴撤县建市。民政部和省民政厅原拟“先解决泰州问题、后批泰兴建市”的意图，没有能实现。

10月28日，刘君德来信说：“本月初得知泰兴建市，心中实在不安。第一，‘三泰’问题未同时解决，泰兴单方面设市为以后问题的解决大大增加了难度；第二，对‘三泰’地区（应当说是苏中地区）的整体利益（实际上也是对江苏全省的利益）不利，尤其是对泰州的发展不利；第三，对泰兴的高港、口岸地区发展也不利，因为港城分家，港口失去城市依托，而泰兴另辟沿江开发区，其投资重点也不在高港；第四，大部分专家学者和相当多数的领导都认为扬泰分治、港城一体，是解决‘三泰’地区行政区划的合理方案，为什么不能得到正常贯彻实施？！那么还要专家进行科学论证干什么？！”行政区划调整毕竟不是纯学术性的问题，决策者不下决心，专家自然就“无能为力”了。难怪刘教授要说：“对目前的结果，只能表示深感遗憾”。

1992年11月，省委办公厅巡视督查组刘温泉、高家标、束慧敏来泰调查时，我再次建议：要从苏中地区经济发展的大局出发，适当扩大泰州的区划，充分发挥泰州这个城市的作用。后来他们把这一意见写入了《部分县（市）享受省辖市经济管理权限落实情况的续报》（1992年12月25日省委办公厅《情况摘报》第29期）。

8月4日，李强和我第三次拜访孙颔同志，同去的还有市民政局局长蔡锦云。我们刚坐下，孙颔主席就说：“你们不要讲了。常委昨天开会已决定下周讨论你们的问题。解决泰州的行政区划，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我与姜永荣、李炳才都谈过，他们也认为应该解决。这个问题比较敏感，为避免干扰，所以准备到中山陵5号去讨论。上次讨论财政体制也是在那个地方。这件事我现在已经泄密了，你们在这里不要活动了，回去也不要讲”。接着，孙颔同志说：“调整行政区划的问题，我很早就提过意见，不调整就会制约苏中经济发展。有人说‘兴、高、宝’是一个整体，苏南不也有一个‘锡、澄、虞’吗？江阴属无锡，常熟属苏州不是很好吗？无锡如果没有一个宜兴，就要困难得多。宜兴的同志一直自称是‘小三子’。我对他们说，‘没有你老三，也就没有老大’。所以我主张三泰加一兴一靖作为一个行政区，不久前我就提了这个方案。为了适当给予一些补偿，可以把金湖划给扬州。现在还不知道这次拿出来讨论的方案是什么具体内容”。孙颔同志还说：“各省的情况不一样，广东增加了许多不带县的省辖市，江苏的无锡县、张家港市都比他们强，如果江苏也搞独立的省辖市，就不便于管理，就容易造成分散”。

8月9日，省委常委扩大会（扩大到四套班子的党员负责人）讨论了一天。据说所有到会者都发表了意见，对调整扬州地区的行政区划、增设泰州为省辖市的方案，大家的认识比较一致，没有提出不同的意见，只是宿迁升格好还是新沂升格好，盐城地区是否也一分为二，尚需进一步做一些调查研究。这次会议结束以后，民政厅厅长张秉铎开始介入这方面的工作。

此时，社会上有一种传闻，泰兴提出要求以泰兴为政治中心，“理由”据说有四点：１、泰兴的工农业总产值高于泰州；２、泰兴是革命老区；３、泰兴有对外开放港口；４、泰兴的城市骨架已经拉开。此说不论确否，看来并未影响省委的决策。

调查研究之后，省委对调整方案进行了必要的修改，并在此基础上准备了一份汇报材料。10月23日，省委副书记许仲林和副省长姜永荣进京，25日下午由张秉铎、陈洪斌陪同去民政部汇报，阎明复副部长接见后，李宝库副部长、区划司司长、区划处和审批处的处长参加了汇报会。江苏这次对行政区划的调整是出于区域经济的发展考虑的，在汇报时特别解释了这么几点：鉴于明年各地领导班子换届，希望调整问题年内能获得批准；为了减少实施难度，淮阴和扬州两个地区必须同时调整；为避免干群思想造成波动，方案的研究是在极小的范围内进行的，希望部不再派人下去调查，如果需要什么资料，由省负责报送。可是民政部认为城市升格必须坚持标准，泰州市可以批，但宿迁市除工农业总产值达到设立地级市的标准外，其他指标均存在一定差距。而且国务院有规定，县改市每年批20个，县级市升格每年批5个，今年的指标已经用完。这次汇报，未能取得最后结论。

11月23日，得知李宝库副部长到达南京，我和蔡锦云陪同刘励副市长赶去，想邀请李部长来泰州。李副部长在丁山宾馆接见了我们，但张秉铎厅长要我们不要提区划调整问题，他说郑省长与他已经向李副部长做过汇报。我们只作了一次礼节性拜访。

1996年1月26日陈洪斌来泰，为起草报告核实有关数据资料，并要我帮助绘制一份调整后的泰州市行政区划图和泰州市乡镇调整图。这时，对泰州市的方案基本没有变化，城市主要还是向南发展，与高港联成一体，形成以老城区为依托，以长江港口为新的经济生长点的“哑铃状”结构，除原来考虑划归的6个乡镇外，已将塘湾和永安洲增加进去。但这个“哑铃”的“把子”太细了，这里东西宽度只有5公里左右，引江河、南官河和口泰公路都从这里穿过，可供城市发展的余地太小了。于是我向他们建议，最好能把白马、野徐和许庄一并考虑进来。

这时候，民政厅区划处的汪雷处长和刘科长正好也来泰州。1月27日，我陪他们察看了塘湾、白马、寺巷、刁铺、鲍徐5个镇（许庄那里因在修路，未能去成）。并向他们谈了上述建议，他们表示赞同。请他们回宁后，将我们的意见也向张厅长汇报一下。

谈到正在秘密进行中的行政区划调整方面的工作，汪雷同志颇有意见，他说：“我们是专门从事区划调整工作的，了解的情况毕竟多一些，也应该听听我们的意见嘛！既然不要我们介入，我们也不去打听。据说陈焕友书记曾为此事向总书记当面汇报过两次，江总书记是支持的”。

我从另一渠道得到的信息是：省委的调整方案已由陈焕友先后向总书记、李鹏总理作了汇报，中央领导同志已原则表示同意。可能是为了减少实施过程中的阻力，李鹏说不要提“泰州升格”，改为“扬州市一分为二”比较好。

2月9日，张秉铎、陈洪斌等再去北京向民政部区划司汇报，并请示有关报批的手续。按照文书处理的规定，要求“一事一报，一事一批”，而且每个报告均需备齐必要的附件。我曾经见到民政部提供的范本，一份报告和附件加在一起的厚度简直像一本书。他们回宁回报后，便紧张地开始了起草正式报告的工作。

2月12日得知：关于泰州的方案，许仲林书记已同意增加塘湾、白马、野徐、许庄4个乡镇。至此，对调整方案的研究方告一段落，工作重点开始转入有关报批手续的进一步落实，这方面的工作最后主要落到了民政厅厅长张秉铎的身长。

最早促使我增添紧迫感的，是几位教授的提醒。记得是在1989年，吴友仁、丁景熹、郑弘毅三位教授在南通参加一学术活动后，返宁时在泰州停留，规划办的同志乘机安排了一次座谈。建委曾约请分管副市长参加，请示后的答复是“你们以民间形式活动吧”。在座谈中，三位教授异口同声地讲述了一个观点：江阴长江大桥的建桥方案已定，一旦大桥建成通车，泰州的战略地位将发生变化，如不能尽快解决行政区划的调整，泰州的地位有进一步下降的可能。我以为这并非危言耸听，在历史上，由于交通航道、路线的变迁而影响城市兴衰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他们的这一番话，使我们在思想上增添了几份危机感。

最早促使我增添紧迫感的，是几位教授的提醒。记得是在1989年，吴友仁、丁景熹、郑弘毅三位教授在南通参加一学术活动后，返宁时在泰州停留，规划办的同志乘机安排了一次座谈。建委曾约请分管副市长参加，请示后的答复是“你们以民间形式活动吧”。在座谈中，三位教授异口同声地讲述了一个观点：江阴长江大桥的建桥方案已定，一旦大桥建成通车，泰州的战略地位将发生变化，如不能尽快解决行政区划的调整，泰州的地位有进一步下降的可能。我以为这并非危言耸听，在历史上，由于交通航道、路线的变迁而影响城市兴衰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他们的这一番话，使我们在思想上增添了几份危机感。

1991年下半年，省委曾要省体改委研究泰州行政体制改革的问题，陈鸿昌副主任专程来泰州布置过调查。陈到省体改委工作之前，是常州市的市长。当时他主张将武进县的5个乡划入市区，以解决城市发展空间过小的矛盾，但在任内未能实现。由于对行政区划调整工作的敏感度和难度有亲身的体会，所以他对当时泰州的处境深表同情。他曾向省委建议，不妨通过扩大管理权的过渡办法，最终实现对常熟、泰州等市实行省辖省管。因为考虑昆山有国家级的开发区，而且又是江苏与上海毗邻的一个城市，所以1992年4月15日省委在《关于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讨论稿）中，写入了“授予常熟市、泰州市、昆山市省辖市的经济管理权限”的内容。可是在酝酿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泰州一时成了“参照系”，许多县级市根据经济发展规模和经济效益情况，也纷纷要求对其扩大管理权限。后来经过权衡，省委、省政府决定授予常熟、泰州、昆山、江阴、张家港、无锡县、吴县、武进8个县（市）省辖市经济管理权限。1992年6月30日，省政府以苏政发[1992]88号文通知组织实施。由于泰州市早在1985年就已开始享有与省辖市同等的计划权限（包括各项审批权限），所以这一决定对泰州并未带来新的实惠。

1992年4月26日，刘君德教授来信说：“上月初去京汇报工作，部、司领导对我们的研究成果极为重视。在当前改革步伐加快的大好形势下，我们期望有关部门能早日解决。看来，上下看法还是较一致的，解决也是有希望的。”6月21日又来信说：“关于‘三泰’问题，近日接部里来信：正催促省厅尽快按专家意见上报。据说崔（乃夫）部长前几天在‘三泰’考察。我看，解决（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接着，邓忠泉也传来信息：区划司张文范司长告诉陈传康教授，他曾与陈焕友省长谈过泰州的区划问题。后来，民政厅朱德功副厅长也告诉我们说，民政部在催江苏上报“三泰”地区行政区划调整的方案。从得到的这些信息分析，当时我们满以为泰州问题很快便可获得解决。但后来夏如山同志给我来信所讲的情况，并不象我们想的那么乐观。华师大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对苏锡常和“三泰”地区社会经济情况和行政区划调研结束后，向民政部汇报时他是参加的，崔部长听后对区划调整方案未置可否。崔部长那次来“三泰”，是耿保和副厅长陪同的，是纯为泰兴建市而进行的考察。他还说，有关行政区划的调整，民政部一向是根据省里上报的意见进行审批，“上催下”、“上压下”是不可能的。

尽管泰州行政区划的调整还处在酝酿阶段，究竟何时才能决策，当时谁也没有底。如果进行调整，我想，不论是否带县，泰州市本身辖区范围都必须适当扩大，至于扩大到什么范围，也应该及早考虑。1992年6月，我根据多年来的研究提出了三个方案，并画出示意图，曾在市领导层中非正式地征求过意见。第一方案是将泰县的寺巷、鲍徐、塘湾、白马、野徐和泰兴县的口岸、刁铺、许庄、田河等乡镇划归泰州市。理由有五：①港城连成一片，有利于在长江北岸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极，可以促进苏北腹部地区经济的发展；②解决泰州城市发展环境局促的矛盾；③口泰公路、南官河以及计划开挖的引江河，将置于一个行政区内，便于规划和管理；④贫富搭配，基本保持了乡镇行政区划的完整性；⑤这样调整既符合城市发展的空间指向，也符合当地人民群众的愿望。第二方案是在第一方案基础上再增加里华、罡杨、港口三个乡镇。主要考虑里华、港口、罡杨等乡镇在经济上与泰州联系密切，划过来对这几个乡镇今后的发展有利。第三个方案是以第一方案为基础，增加一个永安洲乡。因为永安洲有一部分深水岸线，与高港港今后的发展关系极大，而且高港港规划中的危险品码头就在永安洲乡境内，增加这段岸线，不仅对高港港今后的发展有利，对滨江地区的开发也是大有好处的。与以前的各种方案比较，我认为这次考虑的意见要成熟得多。

1992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泰兴撤县建市。民政部和省民政厅原拟“先解决泰州问题、后批泰兴建市”的意图，没有能实现。

10月28日，刘君德来信说：“本月初得知泰兴建市，心中实在不安。第一，‘三泰’问题未同时解决，泰兴单方面设市为以后问题的解决大大增加了难度；第二，对‘三泰’地区（应当说是苏中地区）的整体利益（实际上也是对江苏全省的利益）不利，尤其是对泰州的发展不利；第三，对泰兴的高港、口岸地区发展也不利，因为港城分家，港口失去城市依托，而泰兴另辟沿江开发区，其投资重点也不在高港；第四，大部分专家学者和相当多数的领导都认为扬泰分治、港城一体，是解决‘三泰’地区行政区划的合理方案，为什么不能得到正常贯彻实施？！那么还要专家进行科学论证干什么？！”行政区划调整毕竟不是纯学术性的问题，决策者不下决心，专家自然就“无能为力”了。难怪刘教授要说：“对目前的结果，只能表示深感遗憾”。

1992年11月，省委办公厅巡视督查组刘温泉、高家标、束慧敏来泰调查时，我再次建议：要从苏中地区经济发展的大局出发，适当扩大泰州的区划，充分发挥泰州这个城市的作用。后来他们把这一意见写入了《部分县（市）享受省辖市经济管理权限落实情况的续报》（1992年12月25日省委办公厅《情况摘报》第29期）。

8月4日，李强和我第三次拜访孙颔同志，同去的还有市民政局局长蔡锦云。我们刚坐下，孙颔主席就说：“你们不要讲了。常委昨天开会已决定下周讨论你们的问题。解决泰州的行政区划，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我与姜永荣、李炳才都谈过，他们也认为应该解决。这个问题比较敏感，为避免干扰，所以准备到中山陵5号去讨论。上次讨论财政体制也是在那个地方。这件事我现在已经泄密了，你们在这里不要活动了，回去也不要讲”。接着，孙颔同志说：“调整行政区划的问题，我很早就提过意见，不调整就会制约苏中经济发展。有人说‘兴、高、宝’是一个整体，苏南不也有一个‘锡、澄、虞’吗？江阴属无锡，常熟属苏州不是很好吗？无锡如果没有一个宜兴，就要困难得多。宜兴的同志一直自称是‘小三子’。我对他们说，‘没有你老三，也就没有老大’。所以我主张三泰加一兴一靖作为一个行政区，不久前我就提了这个方案。为了适当给予一些补偿，可以把金湖划给扬州。现在还不知道这次拿出来讨论的方案是什么具体内容”。孙颔同志还说：“各省的情况不一样，广东增加了许多不带县的省辖市，江苏的无锡县、张家港市都比他们强，如果江苏也搞独立的省辖市，就不便于管理，就容易造成分散”。

8月9日，省委常委扩大会（扩大到四套班子的党员负责人）讨论了一天。据说所有到会者都发表了意见，对调整扬州地区的行政区划、增设泰州为省辖市的方案，大家的认识比较一致，没有提出不同的意见，只是宿迁升格好还是新沂升格好，盐城地区是否也一分为二，尚需进一步做一些调查研究。这次会议结束以后，民政厅厅长张秉铎开始介入这方面的工作。

此时，社会上有一种传闻，泰兴提出要求以泰兴为政治中心，“理由”据说有四点：１、泰兴的工农业总产值高于泰州；２、泰兴是革命老区；３、泰兴有对外开放港口；４、泰兴的城市骨架已经拉开。此说不论确否，看来并未影响省委的决策。

调查研究之后，省委对调整方案进行了必要的修改，并在此基础上准备了一份汇报材料。10月23日，省委副书记许仲林和副省长姜永荣进京，25日下午由张秉铎、陈洪斌陪同去民政部汇报，阎明复副部长接见后，李宝库副部长、区划司司长、区划处和审批处的处长参加了汇报会。江苏这次对行政区划的调整是出于区域经济的发展考虑的，在汇报时特别解释了这么几点：鉴于明年各地领导班子换届，希望调整问题年内能获得批准；为了减少实施难度，淮阴和扬州两个地区必须同时调整；为避免干群思想造成波动，方案的研究是在极小的范围内进行的，希望部不再派人下去调查，如果需要什么资料，由省负责报送。可是民政部认为城市升格必须坚持标准，泰州市可以批，但宿迁市除工农业总产值达到设立地级市的标准外，其他指标均存在一定差距。而且国务院有规定，县改市每年批20个，县级市升格每年批5个，今年的指标已经用完。这次汇报，未能取得最后结论。

11月23日，得知李宝库副部长到达南京，我和蔡锦云陪同刘励副市长赶去，想邀请李部长来泰州。李副部长在丁山宾馆接见了我们，但张秉铎厅长要我们不要提区划调整问题，他说郑省长与他已经向李副部长做过汇报。我们只作了一次礼节性拜访。

1996年1月26日陈洪斌来泰，为起草报告核实有关数据资料，并要我帮助绘制一份调整后的泰州市行政区划图和泰州市乡镇调整图。这时，对泰州市的方案基本没有变化，城市主要还是向南发展，与高港联成一体，形成以老城区为依托，以长江港口为新的经济生长点的“哑铃状”结构，除原来考虑划归的6个乡镇外，已将塘湾和永安洲增加进去。但这个“哑铃”的“把子”太细了，这里东西宽度只有5公里左右，引江河、南官河和口泰公路都从这里穿过，可供城市发展的余地太小了。于是我向他们建议，最好能把白马、野徐和许庄一并考虑进来。

这时候，民政厅区划处的汪雷处长和刘科长正好也来泰州。1月27日，我陪他们察看了塘湾、白马、寺巷、刁铺、鲍徐5个镇（许庄那里因在修路，未能去成）。并向他们谈了上述建议，他们表示赞同。请他们回宁后，将我们的意见也向张厅长汇报一下。

谈到正在秘密进行中的行政区划调整方面的工作，汪雷同志颇有意见，他说：“我们是专门从事区划调整工作的，了解的情况毕竟多一些，也应该听听我们的意见嘛！既然不要我们介入，我们也不去打听。据说陈焕友书记曾为此事向总书记当面汇报过两次，江总书记是支持的”。

我从另一渠道得到的信息是：省委的调整方案已由陈焕友先后向总书记、李鹏总理作了汇报，中央领导同志已原则表示同意。可能是为了减少实施过程中的阻力，李鹏说不要提“泰州升格”，改为“扬州市一分为二”比较好。

2月9日，张秉铎、陈洪斌等再去北京向民政部区划司汇报，并请示有关报批的手续。按照文书处理的规定，要求“一事一报，一事一批”，而且每个报告均需备齐必要的附件。我曾经见到民政部提供的范本，一份报告和附件加在一起的厚度简直像一本书。他们回宁回报后，便紧张地开始了起草正式报告的工作。

2月12日得知：关于泰州的方案，许仲林书记已同意增加塘湾、白马、野徐、许庄4个乡镇。至此，对调整方案的研究方告一段落，工作重点开始转入有关报批手续的进一步落实，这方面的工作最后主要落到了民政厅厅长张秉铎的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