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看到一贴转发的对《求是》杂志文章的解读，那是个西部地区公众号的分析，更多站在中西部城市的视角，对江浙沪不适用。转一篇个人认为说得比较客观的分析。
首先，11月1日重磅文章是大大4月10日讲话，体现了老大对未来15-30年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的思考，十分重要，极其重要。
下面讲干货：
1.超大城市、特大城市不能无限扩张。
文章指出，”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区域集中是客观经济规律，但城市单体规模不能无限扩张”。
要控制超大城市、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尤其是市区人口密度。这个是新冠疫情带来的反思。
2.大城市要多中心发展，郊区化发展。
文章提出，“要建设一批产城融合、职住平衡、生态宜居、交通便利的郊区新城，推动多中心、郊区化发展，逐步解决中心城区人口和功能过密问题。”
随着轨道交通的普及和速度的提升，城市具备了多中心发展和郊区化发展的基本条件，通勤半径大大提升，一线城市可以达到60公里（雄安、通州、昆山），强二线城市也可以达到45公里到50公里。未来超大城市、特大城市都会更加有意识地追求多中心发展、郊区化发展，这对于超大特大城市郊区不动产价值的提升是重大利好。
3.强二线、各省的副中心城市获得较大发展空间。
文章提出：“东部等人口密集地区，要优化城市群内部空间结构，合理控制大城市规模，不能盲目摊大饼。”
“中西部有条件的省区，要有意识地培育多个中心城市，避免一市独大的弊端。”
这是这篇文章中最受关注的内容之一，这当然是强二线和超大城市周边的三线城市城市的利好，它们是中国优秀城市的主体，发展空间巨大。但从文章提出的理念看，中西部有条件的省份“要有意识地培育多个中心城市”。
什么是有条件的省份？就是全省人口和经济达到一定规模的省份。比如河南，郑州一城独大，但省内规划了洛阳作为副中心。未来四川、湖北、湖南、安徽等经济、人口大省，估计都会强化省域副中心的战略。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中西部省份的副中心，经济体量也许无法跟苏浙鲁的一干普通地级市比，但他们的地位将远远超过东部省份的普通地级市，地铁、高铁、产业布局将迎来利好。
4.国家将重点发展一批县城。
文章说，“我国现有1881个县市，农民到县城买房子、向县城集聚的现象很普遍。要选择一批条件好的县城重点发展，加强政策引导，使之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支撑点。”
重点来了，国家不会放弃县城层面的发展，要重点发展一批有良好产业支撑和人口增量的县城，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点。 为什么国家提出要控制超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和密度，要求“一城独大”的省份发展副中心？还要发展一批县城？ 说到底，是避免人口过于集中造成发展的不均衡，带来房价过度上涨，最终影响内需，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
5.那么问题来了，这将怎样影响未来十五年的资产配置？我的看法如下：
国家将增加城市建设用地的供应量。多中心化、郊区化，显然需要有大量新增建设用地来支撑，这一方面可以抑制房价上涨，另一方面可以降低市民购房负担，便于启动内需。最终降低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密度，让城市更安全、更宜居。
城镇化的基本逻辑是“人口跟着饭碗走”。能持续创造就业机会的城市，才有条件持续吸引人口，也才有条件真正实现“多中心化发展”和“郊区化发展”，也才能把“郊区新城”发展起来。
所以，在大湾区、长三角的核心区，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周边的郊区新城是可以发展起来的。
但到了中西部，如果盲目发展郊区新城，将成为投资陷阱。我刚刚去过昆明的呈贡新区，那里人气就比较淡。虽然市政府迁过去几年了，也建成了高铁站，但由于昆明增量人口有限、新区很多，所以分流了极其有限的资源。 即便是河南这种人口大省，9000万常住人口垫底，也最多发展一个省会城市和一个副中心。如果规划多个副中心城市，必然分散资源，最终也构成投资陷阱。所以，对中西部的副中心城市以及过多的郊区新城，还是要保持一份清醒。 鉴于国家明确要求控制超大城市人口和密度，估计要不了太久，深圳、广州也会继北京和上海之后限制人口流入。这对二线城市构成利好，但部分二线城市比如成都，其实也管理了2000万以上人口，未来会不会限制人口也很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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