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化古为蛮荒地，饱受海患，地瘠物薄，后经昭阳围海造田，算是勉强可以生息。人们称古兴化之地为昭阳，并建山子庙，感激昭阳将军的开化之功。而屈原则从文化的层面给楚地兴化丰富的养料，薪火相传，虽历经千年，从未中断。兴化虽曾属楚，其实离楚地核心很远，边隅小地，楚国的确很难辐射得到。然而，千百年来，兴化人一直以楚人自居，兴化又被人称为“楚水”“楚阳”，究其原因，乃是兴化人对楚国文化的认同和归属感。这种认同和归属，如若追根溯源，当然要追溯到屈原及其所代表的楚文化上。

前面已经谈过，屈原对兴化的最世俗的影响，便是每年一度的端午节风俗习惯，以及为纪念屈原而建的“三闾遗庙”“竞渡庙”等实体祭祀场所。最近几年，兴化所恢复的乌巾荡龙舟大赛，意味着传统文化在政府及民间的进一步复兴，同时也是对屈原文化的显性继承和发展。

当然，屈原文化对兴化的影响远不止这些，他伟大的人格、独特的文学影响了兴化一代又一代人。

屈原文化博大精深，集中体现为爱国主义情怀和同情下层人民的民本思想，以及大无畏的批判精神。民本思想是其核心，他思想上同情人民，“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从政期间，他通过改革使人民得到好处。在兴化历史之中，无论是兴化籍在外为官者，还是宰邑兴化的官员，都继承了屈原的这种民本思想。

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兴化县新志》（明欧阳东凤修，以下简称欧志）云：

“兴邑素号难治，代有名贤出宰其土，如范如詹，筑堤捍海，利赖之功，百世未艾也。近则修堤如刘，均田如傅，筑城如胡，有大功德如李如王，出入琐闼拳拳不忘甘棠之荫，吾邑一何幸哉！”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兴化县志》（清张可立修，以下简称张志）又云：

“名宦首称文正尚矣，第以循良论，则张、詹、欧阳其次也，胡、傅、翁、李又其次也，邑民户户家祝宜矣。”

这些地方官，无论身处哪个朝代，哪个时期，心里都装着百姓，为政的第一要务都是从百姓出发，真正有屈原遗风。

特别是范仲淹，在踏上仕途之初就宰邑兴化，倡修捍海堤，建学宫，兴文化，成为兴化名宦之首，形成独特的景范文化。而景范文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脱胎于屈原文化，即将屈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发挥到了极致。在兴化期间，范仲淹在沧浪河畔三闾大夫庙南侧的沙咀处建起了沧浪馆，又于北侧建濯缨亭，正是借此表达对屈原的敬意，以及对屈原文化的继承。

同样，在外为官的兴化籍士人，也是一心以百姓为重，清如水明如镜。比较有影响的有郑板桥和宗臣、宗周父子。板桥为官数载，两袖清风。史载板桥：

“曾任范县令，爱民如子。室无贿赂，案无留牍。公之余辄与文士畅饮咏诗，至有忘其为长吏者。迁潍县，值岁荒，人相食。燮开仓赈济，或阻之，燮曰：‘此何时，若辗转申报，民岂得活乎?上有谴，我任之。’即发谷与民，活万余人。去任之日，父老沿途送之。”

可见其爱民之深。宗周、宗臣氏父子为官任上，亦能做到以民为本。

屈原开创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种精神楷模，他是一切善良、正直的爱国志士、清廉官吏、学子寒儒及千千万万个中华儿女心目中的圣人，是忠诚爱国文人的代表形象。不少兴化文人赋诗对屈原表达了怀念和敬意。兴化诗人王熹儒作《三闾大夫庙》：

“遗庙古城外，东风花乱吹。奠桨需吉日，竞渡忆当时。蚁垒真空砌，蛛丝补败旗。三湘望不见，漠漠暮天垂。”

刘熙载亦作诗，与屈原隔了千年时空交流，俨然知己。诗云：

“屈子祠高夕照前，孤忠千古动流连。自知謇直匡时拙，岂谓灵修拒谏坚。虚阁回风仍飒飒，闲阶芳草自年年。一生血泪离骚在，不为词章重昔贤。”

另一方面，屈原文化里面又有一种深沉的恋土怀乡、勇于抗争的精神因子。潘啸龙在《“楚辞”的特征和对屈原精神的评价》一文里如此写道：“由于历史的原因，楚民族的发展较之于北方中原民族，还处在相对落后阶段。这里原始的‘巫风’尚未消歇，神怪思想还相当浓重，楚人民族性格尚未受到北方‘诗礼’文化的约束，而更多倾向于‘情感型’的躁急、偏执和犷放不羁。同时，由于它在历史上长期遭受殷人、周人的歧视和排斥，多次遭到侵伐和伤害，只是靠了自身不屈不挠的奋斗，方争得自立于南方的独立地位，故其宗土观念、民族自尊也特别强烈。”屈原正是楚文化深于情的代表。它的这种精神对兴化历代遗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兴化只是偏远小邑，明清易代之时，却出现了一批不肯与新政权合作的士人。他们与扬州反清复明活动相呼应，单单兴化一县，进入南明王朝中枢机构的就有刑部尚书解学龙、大理寺丞李清、兵科右给谏韩如愈、户部尚书李长倩。其中解学龙深受屈原影响，一生忠君爱国，弘光破灭之际，效仿屈原而投扬子江殉国。他们的坚持，固然与这一批兴化大族世受皇恩有关，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屈原文化对他们的深刻影响。值得一提的是李长倩的儿子李淦。这位兴化著名诗人，一直随父亲任上，李长倩自杀殉国之后，他痛不欲生入深山隐匿，坚持不仕新朝。因李淦素有文名，清统治者为收拢南方士人之心，到山里搜寻李淦，希望其能出山仕新朝。李淦一介书生，坚决不为清人所用，以披麻佯狂拒绝出仕。

屈原以伟大诗人之名流芳千古，他是“楚辞”这一诗体的代表人物，开创了中国诗歌从集体歌吟到个人创新的时代。他的浪漫主义，神奇瑰丽的文字表达，勇于创新的文学精神，对兴化历代的文学创作影响颇大。元末明初兴化人施耐庵著《水浒》，想象之丰富，描写之细致，虽写现实，不乏浪漫情怀，虽写反抗，却处处不忘忠义。明代兴化道士陆西星著《封神演义》（《辞海》：一说陆西星作，西星为明代道士），书中的想象更是神奇，直追屈骚。扬州八怪代表人物郑板桥敢于创新，自创板桥体，所著诗文不甘俗套，皆清新可闻。当代，以毕飞宇为代表的一批兴化作家，在全国文坛影响颇大，被评论界称为兴化作家群。

有研究者认为，“兴化文学”作为一种现象早已存在，它的出现绝非偶然，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时的屈原，兴化人民相信他曾在兴化“行吟泽畔”，至宋代客官兴化的范仲淹又给兴化留下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文正流风。兴化文脉自屈原，至范仲淹、施耐庵、郑板桥、刘熙载一路延续至兴化当代作家群，从未间断，被今人称为“兴化文学现象”。

“三闾遗庙”是“昭阳十二景”当中成型比较早的景点，它与“阳山夕照”一起，证明了兴化与楚文化的密切关系。“三闾遗庙”是屈原与兴化关系的明证，它已经不仅仅是一座可供人拜祭怀古的庙宇，而是更多体现为一种文化的传承，从这个角度来说，它的实体的消失就显得没有那么可怕。因为有一脉相承的屈原文化基因在如今的兴化文化当中，所以对于重建三闾遗庙、竞渡庙等纪念屈原的庙宇，当不会遇到阻力，至少不会在文化认同上出现障碍。

来源：兴化日报

编辑：汤晨洁

责编：赵倩倩

审核：吴军

兴化古为蛮荒地，饱受海患，地瘠物薄，后经昭阳围海造田，算是勉强可以生息。人们称古兴化之地为昭阳，并建山子庙，感激昭阳将军的开化之功。而屈原则从文化的层面给楚地兴化丰富的养料，薪火相传，虽历经千年，从未中断。兴化虽曾属楚，其实离楚地核心很远，边隅小地，楚国的确很难辐射得到。然而，千百年来，兴化人一直以楚人自居，兴化又被人称为“楚水”“楚阳”，究其原因，乃是兴化人对楚国文化的认同和归属感。这种认同和归属，如若追根溯源，当然要追溯到屈原及其所代表的楚文化上。

前面已经谈过，屈原对兴化的最世俗的影响，便是每年一度的端午节风俗习惯，以及为纪念屈原而建的“三闾遗庙”“竞渡庙”等实体祭祀场所。最近几年，兴化所恢复的乌巾荡龙舟大赛，意味着传统文化在政府及民间的进一步复兴，同时也是对屈原文化的显性继承和发展。

当然，屈原文化对兴化的影响远不止这些，他伟大的人格、独特的文学影响了兴化一代又一代人。

屈原文化博大精深，集中体现为爱国主义情怀和同情下层人民的民本思想，以及大无畏的批判精神。民本思想是其核心，他思想上同情人民，“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从政期间，他通过改革使人民得到好处。在兴化历史之中，无论是兴化籍在外为官者，还是宰邑兴化的官员，都继承了屈原的这种民本思想。

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兴化县新志》（明欧阳东凤修，以下简称欧志）云：

“兴邑素号难治，代有名贤出宰其土，如范如詹，筑堤捍海，利赖之功，百世未艾也。近则修堤如刘，均田如傅，筑城如胡，有大功德如李如王，出入琐闼拳拳不忘甘棠之荫，吾邑一何幸哉！”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兴化县志》（清张可立修，以下简称张志）又云：

“名宦首称文正尚矣，第以循良论，则张、詹、欧阳其次也，胡、傅、翁、李又其次也，邑民户户家祝宜矣。”

这些地方官，无论身处哪个朝代，哪个时期，心里都装着百姓，为政的第一要务都是从百姓出发，真正有屈原遗风。

特别是范仲淹，在踏上仕途之初就宰邑兴化，倡修捍海堤，建学宫，兴文化，成为兴化名宦之首，形成独特的景范文化。而景范文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脱胎于屈原文化，即将屈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发挥到了极致。在兴化期间，范仲淹在沧浪河畔三闾大夫庙南侧的沙咀处建起了沧浪馆，又于北侧建濯缨亭，正是借此表达对屈原的敬意，以及对屈原文化的继承。

同样，在外为官的兴化籍士人，也是一心以百姓为重，清如水明如镜。比较有影响的有郑板桥和宗臣、宗周父子。板桥为官数载，两袖清风。史载板桥：

“曾任范县令，爱民如子。室无贿赂，案无留牍。公之余辄与文士畅饮咏诗，至有忘其为长吏者。迁潍县，值岁荒，人相食。燮开仓赈济，或阻之，燮曰：‘此何时，若辗转申报，民岂得活乎?上有谴，我任之。’即发谷与民，活万余人。去任之日，父老沿途送之。”

可见其爱民之深。宗周、宗臣氏父子为官任上，亦能做到以民为本。

屈原开创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种精神楷模，他是一切善良、正直的爱国志士、清廉官吏、学子寒儒及千千万万个中华儿女心目中的圣人，是忠诚爱国文人的代表形象。不少兴化文人赋诗对屈原表达了怀念和敬意。兴化诗人王熹儒作《三闾大夫庙》：

“遗庙古城外，东风花乱吹。奠桨需吉日，竞渡忆当时。蚁垒真空砌，蛛丝补败旗。三湘望不见，漠漠暮天垂。”

刘熙载亦作诗，与屈原隔了千年时空交流，俨然知己。诗云：

“屈子祠高夕照前，孤忠千古动流连。自知謇直匡时拙，岂谓灵修拒谏坚。虚阁回风仍飒飒，闲阶芳草自年年。一生血泪离骚在，不为词章重昔贤。”

另一方面，屈原文化里面又有一种深沉的恋土怀乡、勇于抗争的精神因子。潘啸龙在《“楚辞”的特征和对屈原精神的评价》一文里如此写道：“由于历史的原因，楚民族的发展较之于北方中原民族，还处在相对落后阶段。这里原始的‘巫风’尚未消歇，神怪思想还相当浓重，楚人民族性格尚未受到北方‘诗礼’文化的约束，而更多倾向于‘情感型’的躁急、偏执和犷放不羁。同时，由于它在历史上长期遭受殷人、周人的歧视和排斥，多次遭到侵伐和伤害，只是靠了自身不屈不挠的奋斗，方争得自立于南方的独立地位，故其宗土观念、民族自尊也特别强烈。”屈原正是楚文化深于情的代表。它的这种精神对兴化历代遗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兴化只是偏远小邑，明清易代之时，却出现了一批不肯与新政权合作的士人。他们与扬州反清复明活动相呼应，单单兴化一县，进入南明王朝中枢机构的就有刑部尚书解学龙、大理寺丞李清、兵科右给谏韩如愈、户部尚书李长倩。其中解学龙深受屈原影响，一生忠君爱国，弘光破灭之际，效仿屈原而投扬子江殉国。他们的坚持，固然与这一批兴化大族世受皇恩有关，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屈原文化对他们的深刻影响。值得一提的是李长倩的儿子李淦。这位兴化著名诗人，一直随父亲任上，李长倩自杀殉国之后，他痛不欲生入深山隐匿，坚持不仕新朝。因李淦素有文名，清统治者为收拢南方士人之心，到山里搜寻李淦，希望其能出山仕新朝。李淦一介书生，坚决不为清人所用，以披麻佯狂拒绝出仕。

屈原以伟大诗人之名流芳千古，他是“楚辞”这一诗体的代表人物，开创了中国诗歌从集体歌吟到个人创新的时代。他的浪漫主义，神奇瑰丽的文字表达，勇于创新的文学精神，对兴化历代的文学创作影响颇大。元末明初兴化人施耐庵著《水浒》，想象之丰富，描写之细致，虽写现实，不乏浪漫情怀，虽写反抗，却处处不忘忠义。明代兴化道士陆西星著《封神演义》（《辞海》：一说陆西星作，西星为明代道士），书中的想象更是神奇，直追屈骚。扬州八怪代表人物郑板桥敢于创新，自创板桥体，所著诗文不甘俗套，皆清新可闻。当代，以毕飞宇为代表的一批兴化作家，在全国文坛影响颇大，被评论界称为兴化作家群。

有研究者认为，“兴化文学”作为一种现象早已存在，它的出现绝非偶然，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时的屈原，兴化人民相信他曾在兴化“行吟泽畔”，至宋代客官兴化的范仲淹又给兴化留下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文正流风。兴化文脉自屈原，至范仲淹、施耐庵、郑板桥、刘熙载一路延续至兴化当代作家群，从未间断，被今人称为“兴化文学现象”。

“三闾遗庙”是“昭阳十二景”当中成型比较早的景点，它与“阳山夕照”一起，证明了兴化与楚文化的密切关系。“三闾遗庙”是屈原与兴化关系的明证，它已经不仅仅是一座可供人拜祭怀古的庙宇，而是更多体现为一种文化的传承，从这个角度来说，它的实体的消失就显得没有那么可怕。因为有一脉相承的屈原文化基因在如今的兴化文化当中，所以对于重建三闾遗庙、竞渡庙等纪念屈原的庙宇，当不会遇到阻力，至少不会在文化认同上出现障碍。

来源：兴化日报

编辑：汤晨洁

责编：赵倩倩

审核：吴军